高职院校适应性：内涵、特征与优化路径
摘要：增强高职院校适应性对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职院校适应性的实质是办学行为对求真、育人、职业三个本质属性的适应程度，具有内部性与外部性、价值性与工具性、顺应性与引领性、主动性与开放性的基本特征。增强高职院校适应性就要适应其本质、凸显其特征，优化路径为：增强办学模式的外部性，适应产业形态办学、产业与教育融合办学、政府与市场协同办学；增强人才培养的价值性，树立人本主义的职业教育观、突出核心技能培养、实施五育并举三全育人；增强服务社会的引领性，促进双向适应、主动适应、动态适应；增强内部治理的开放性，开放产权、开放治权、培养具有开放品质的决策者。
关键词：高职院校；适应性；内涵；特征；优化路径
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提出了明确要求。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其指导思想中提出“坚持立德树人，优化类型定位，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指明了主攻方向。增强高职教育的适应性，对增强整个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意义重大。近年来，学界从宏观角度研究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成果较为丰富，但从中观、微观角度研究、分析高职院校适应性的成果则较为少见。基于此，本研究从内涵、特征与优化路径三个方面回应高职院校适应性是什么、怎么样、如何做等基本问题，以期为增强高职院校适应性、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之策。
一、高职院校适应性的内涵
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在宏观上，系统的演变或进化，包括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新的、聚合而成的、更大的主体的出现等，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派生出来的。因此，复杂适应系统的适应与生物的适应有相同之处，即通过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达到与外部环境的和谐。但也有显著的不同之处，复杂适应系统的主体是具有自身目的、主动性和活性的，主体与环境及其他主体之间的作用是交互的，促进主体和环境同时发生改变。
生态学的适应性和复杂适应系统的适应性为我们认识高职院校的适应性提供了诸多启发。但是，要搞清楚高职院校的适应性究竟是什么，还要厘清高职院校的本质是什么。顾明远教授认为，“大学的本质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创造知识、创新价值观和培育人才。我们常常说，大学的职能是教学、科研和服务，但其最本质的东西是求真育人”。与其他社会机构和学校的育人不同，大学的育人是在求真中育人，这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和学校的本质特征。依据人才培养的具体类型不同，高等教育可以分为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高职院校属于职业高等教育的范畴，它既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大学的本质——求真属性、育人属性，还具有特殊意义上的大学的本质，即职业属性。在高职院校的本职属性中，求真是手段，是服务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手段。育人是目的，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职业是对求真、育人的限定，求真是追求职业世界的真知，包括创新职业知识、职业价值观和职业技术等；育人是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础上培养高素质职业人才。因此，高职院校的适应性，实质上是其办学行为对求真、育人、职业三个本质属性的适应程度。
（一）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高素质职业人才的培养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首先要适应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由教育的本质属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人是历史的主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切社会发展，其终极目的是服务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教育也不例外。“教育的目的……在根本上就是人的自我实现，是丰满人性的形成，是人种能够达到的或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的发展。”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大学育人的本质属性没有变化，但是育什么样的人、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内涵发生了变化，人的职业发展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教育的整体性质就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教育的功能不再只是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它更要培养经济社会运行需要的各类实用人才，这已是教育理论家们的共识。因此，开发个体适应职业需要的能力应该成为我国教育功能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在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的高职院校更有责任培养适应经济社会运行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职业人才。
（二）适应技术的积累、传承和创新、服务
高职院校既具有认知理性，又具有实践理性。认知理性代表的是人类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能力，目标是认识世界，努力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实践理性代表着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能动性，目标是改造世界，努力使行动的效果与目的相一致。两者是辩证统一的，认知理性要通过实践理性才能彻底完成，实践理性需要以认知理性为指导，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统一于改造世界这一根本目标的行动之中。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一方面，不同于企业的技术活动是以技术应用为主，高职院校的技术活动是以技术积累、传承为主，是通过教育活动来实现的，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活动，属于认知理性范畴。另一方面，不同于普通高等学校的求真活动是科学研究，高职院校的求真活动是技术创新、服务。技术本身是利用、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技能和手段，技术的创新、服务必须在利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得以最终实现，属于实践理性范畴。因此，高职院校既要遵循、适应教育活动的认知理性，又要遵循、适应职业世界的实践理性，适应高等职业技术的积累、传承和创新、服务。
二、高职院校适应性的特征
高职院校的适应性具有内部性与外部性、价值性与工具性、顺应性与引领性、主动性与开放性的特征。
（一）内部性与外部性
内部性是指高职院校内部人员构成、专业设置、办学条件、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等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职业人才的育人功能相适应，与高等职业技术的积累、传承和创新、服务的求真功能相适应。内部适应是高职院校办学行为对内部矛盾的适应，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教育要求与教育对象身心发展以及个性特征之间的矛盾；二是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各个组成部分，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之间的矛盾；三是教育过程中各要素（如教师、学生，专业、课程，课堂教学与实训实习等）之间的矛盾；四是教师技术素质与技术活动需求之间的矛盾等。内部适应是高职院校自身发展逻辑的体现，具有决定性作用。外部性是指高职院校的内部结构、功能与外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特别是要与职业世界的发展相适应。外部适应的本质是高职院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矛盾的刺激反应、解决之道，既包括高职院校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也包括外部环境对高职院校的适应。一方面，高职院校要适应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要适应产业发展、职业变革直接的、深刻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要尊重高职院校自身逻辑和发展规律，积极为高职院校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特别是经济、产业部门要主动承担起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责任。
（二）价值性与工具性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把人类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指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甚至达到纯粹信仰的程度，而不计较后果和手段。工具理性是指通过选择最为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不看重行为本身的伦理、价值，强调目标的明确性、手段的有效性和操作的精确性、可计算性。高职院校的适应性办学行为具有价值性，职业技术创新和职业人才培养的行为本身具有价值，拓展人类职业认知、能力，促进人的职业发展等，这一价值能够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而独立存在。高职院校要注重这种适应性办学行为自身的价值，并把它作为学校的使命担当，甚至上升到精神信仰的程度。高职院校的适应性办学行为还具有工具性：一是高职院校要根据技术形成规律和职业人才成长规律，对接经济、产业发展需求，树立明确的办学目标，选择最有效的办学行为；二是学校要依据办学目标，制定发展规划、工作计划和具体方案，并精确实施，教育主管部门和第三方要对办学过程进行监督、评估、反馈。
（三）顺应性与引领性
高职院校对企业需求的顺应，是由高职院校的职业属性决定的。职业技术属于实践理性范畴，从根本上来源于企业生产经营实践，培养具有这种品质与能力的个体也离不开企业生产经营实践。高职院校不仅要把企业生产经营实践活动作为办学的必要条件，而且要以企业对先进职业知识、价值观和技术的需求作为求真导向，以企业对具有这种品质与能力的人才需求作为育人导向。因此，高职院校办学既要顺应企业生产经营实践活动，又要顺应企业对先进职业技术和高素质职业人才的需求。高职院校对企业发展的引领性，是高职院校的求真、育人属性决定的。顾明远认为：“大学又要开展科研，又要培养人才，而且要用科研成果来培养人才。”与普通高校一样，高职院校既要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又要用技术创新成果来培养人才。同时，技术的积累、传承属于认知理性范畴，对职业世界的实践具有指导性。高职院校技术活动的创新性、技术积累与传承对职业实践的指导性必然会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
（四）开放性与主动性
如果说社会是一个巨型复杂适应系统，那么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一样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高职院校是再次一级的职业教育子系统的主体。系统具有开放性，系统主体与环境及其他主体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开放性是主体适应性的前提，无论是微观主体遵循的刺激——反应行为规则，还是宏观系统遵循的回声——行为规则，都必须以主体和系统的开放性作为前提。因此，作为主体或次次级系统的高职院校要在内部构成之间以及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外部环境之间，畅通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渠道，促进主体与环境及其他主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实现，以达到增强相互适应的目的。复杂适应系统的主体具有自身目的与主动性、活性，这种主动性以及它与环境的反复交互作用是系统发展和进步的基本动因，而这种主动的、反复的交互作用都归之为适应。显然，高职院校的适应也是有目的的、主动的适应，即在受到其他主体和外部环境的刺激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自身规律与逻辑做出反应、采取行动。在实践当中，高职院校要准确把握内部和外部的发展变化与趋势，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主动对接、顺应乃至超越、引领。
三、高职院校适应性的优化路径
基于内涵与特征的分析，确定高职院校适应性的优化路径：增强办学模式的外部性、人才培养的价值性、服务社会的引领性、内部治理的开放性。
（一）增强办学模式的外部性
高职院校的办学模式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是其职业属性决定的，也体现了高职院校适应性的外部性特征。虽然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都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但是在实践中，企业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不高、主体责任缺位。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和根源上进一步厘清缘由并给出出路。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当今世界经济运行有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两种模式。新福特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自由化市场的基础上，走低技能、低工资、低福利的产业发展路线，通过削减工资和管理成本来提高企业利润；采用标准化批量生产模式，注重科技创新和生涯教育。后福特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在协调化市场的基础上，走高技能、高工资、高福利的产业发展路线，认为财富增长取决于技能开发；采用弹性、小批量生产的高端制造产业模式，把技能开发作为国家战略。在我国经济运行中，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模式并存：一方面，市场自由化程度高，低技能、低工资、低福利较为普遍；另一方面，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向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努力建设技能型社会。
为适应这种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并存的经济模式，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也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一是根据不同的产业形态，采取不同的办学模式。对于技术密集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更多采用后福特主义经济模式，更多强调政府协调、企业责任，采用特殊技能培养的就业导向的办学模式；对于传统劳动密集产业，更多采用新福特主义经济模式，以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为主，更多强调普职融通、核心技能培养、生涯导向的办学模式。二是经济、产业部门与教育部门融合办学。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此后，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教育领域产教融合方面的国家法律法规和省级规章制度相继出台，但在经济、产业领域中涉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较为少见。因此，在国家层面完成产教融合的顶层设计之后，政府经济、产业部门要贯彻落实国家要求，加大政策供给力度，推动行业企业主动承担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办学的主体责任。三是政府和市场协同办学。政府要重视对增强高职院校适应性的外部宏观统筹，突出治理的协调性、精准性，加大政策供给、指导评价，强化监管刚性、促进执行落实。比如，鼓励企业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涉及产权、投入、人事等难点问题，教育、国资、劳动等部门要协调配合、政策攻坚。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市场、企业要深入落实，对技术技能人才既重视使用，又加强培养，完善劳动保障条件，提高收入待遇水平，对企业“996”“挖墙脚”等现象加强市场监管、企业自律。
（二）增强人才培养的价值性
立足于人的发展而进行的职业知识、技术学习与把人定位在特定职业而进行技能训练反映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教育观，前者属于人本主义的职业教育观，后者属于经济决定论的职业教育观。两者区别在于：教育的本质是服务于社会还是服务于人，职业教育的本质是服务经济、产业发展还是服务人的劳动、职业发展。人本主义职业教育观认为，教育最本真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必须服务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人的职业知识、价值观和技能，服务于人的劳动、职业发展；高职院校的任务首先是教育，其次才是职业教育。我们丝毫不否认职业教育服务经济、产业发展的客观作用，但主观上采用经济决定论的职业教育观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会导致人才培养、人才使用等操作层面的极端工具主义。比如，重视具体技能、忽视综合能力和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千人一面的标准化、流水线的批量培养模式，固化的低技能、低工资、低社会地位的职业层级等。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强调普遍性、可迁移性和工具性核心技能培养的新职业主义正逐步取代狭隘的、针对某一具体岗位进行技能教育、训练的旧职业主义。比如，德国职业教育强调关键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培养，关键能力是与具体工作和专门技能无关但对现代生产和社会运转起关键作用的能力，综合职业能力包括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美国职业教育强调生涯教育，提出16个“职业束”，并以之为指导，学生既学习特定职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也学习同领域宽泛的、迁移性更高的技能。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理念的转变也是如此，“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理念逐渐势弱，代之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是指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
为此，高职院校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人本主义的职业教育观。高职院校要坚持职业教育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职业发展的价值性，坚持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办学指导思想；摆正职业教育服务经济、产业发展的工具性位置，调整单一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观。政府与市场恪守权力边界，尊重高职院校的主体性，促进高职院校依据自身规律与发展逻辑依法独立办学，避免对高职院校内部微观办学行为的过度干预。二是突出核心技能培养。不同产业形态的专业要处理好核心技能培养和专项技能培养的关系，技能密集型产业对应的专业人才培养要做到核心技能和专项技能并重，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应的专业人才培养以核心技能为主、专项技能为辅。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适当增加核心技能类课程比重，在专项技能课程中融合渗透核心技能类教学内容。在校企合作育人中，学校要主动承担更多的核心技能培养任务，企业要主动承担更多的专项技能培养任务。三是实施“五育并举”“三全育人”。高职院校要通过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首先培养合格的人，然后再培养合格的职业人。要真正落实以学生为中心，实施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服务学生成长、发展，努力用全局培养全人。
（三）增强服务社会的引领性
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更为深刻，服务社会尤其是服务经济、产业更具有紧密性、直接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全盘依循，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适应性具有新的内涵和机理。传统高等教育适应论的核心内容包括：内部基本规律是高等教育通过德育、智育、体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外部基本规律是高等教育受政治、经济、文化所制约，并为之服务。外部基本规律是通过内部基本规律来实现的，内部基本规律要受外部基本规律制约，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我国在特定时期提出高等教育适应论，其历史合理性和政策指导意义是显著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其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强调高等教育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约和影响的同时，忽视了高等教育在社会系统中的主体性、作用的相互性，高等教育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样制约和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高职教育也是如此，社会尤其是经济、产业深刻地制约、影响着高职教育的生存、发展，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也深刻地制约、影响着产业改造、升级。
因此，高职院校要扬弃传统高等教育适应论，从向度、态度和形态上增强服务社会的引领性。一是服务社会的引领性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认为，适应是主体与环境及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一作用下，主体自身会发生适应性改变，致使系统和其他主体也发生适应性改变。同理，高职院校要通过调整自身的状态、结构和层次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和技能支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也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保障和促进高职院校的健康发展，为高职院校履行职能、服务社会提供外部支撑。二是服务社会的引领性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不同于适者生存的被动的生物适应性，高职院校与复杂适应系统主体一样，是具有自己目的的、主动的。高职院校要主动探测政治、经济、文化和教师、家长、学生等外部、内部各种信息，与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作用。高职院校的主动性还体现为自身的自主性和价值判断，即服务社会实质是履行自身职能、服务社会进步而非落后，受社会制约、影响而自我调整是遵循自身规律，积极演进而非退化。三是服务社会的引领性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微观主体为增强适应性，需要不断“学习”或“积极经验”，即接受刺激—做出反应—得到反馈—修正规则—提高适应度。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适应性首先是从不适应到适应的动态过程，但又不会止于特定阶段、特定水平的适应，而是遵循技术形成、职业人才培养两个规律，自主地、不断地向前发展，甚至会超越特定阶段、特定水平的适应状态，进而产生改造社会弊端、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
（四）增强内部治理的开放性
大学内部治理是大学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内部治理促进大学实现善治的有效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取决于内部治理工具的有效性。有效的大学治理的核心是开放的磋商、沟通和更多人参与决策，以及大学所有成员对责任和权限的理解。另一方面，取决于其对大学本质属性的适应性。高职院校区别于普通大学，其内部治理既要遵循普通高等教育求真、育人的本质属性，还要遵循职业的本质属性。高职院校的职业属性，必然要求其内部治理具有面向职业世界的开放性。相较于普通大学的利益相关者，由于职业属性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办学主体之一的行业、企业的必要性、重要性显著凸显，二是重要主体之一的学生生源类型的多样性显著凸显。利益相关者的重大变化，要求高职院校内部治理对利益相关者开放的广度、深度要求更高。但是在现实当中，这两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对高职院校内部治理的参与和影响程度都不容乐观。比如，关于产教融合办学，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依然各自分离分立，高校习惯于封闭办学，行业企业也习惯于封闭生产和经营，双方的开放性和社会化程度都不够，在人才、信息、知识、技术、智力、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互补优势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利用和发挥。
为此，高职院校应从以下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开放产权，赋予行业企业举办、参与学校办学的权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产权是权力的基础，对权力的配置存在根本性影响。遵循“权责对等”逻辑，产权形塑着治权的内容、范围与合法性。《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通过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等，支持企业参与公办职业学校办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推进职业学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这条规定为高职院校开放产权提供了制度依据。下一步，要通过释法与执法，促进该条规定的贯彻落实，要发挥产权激励的作用，促进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提高高职院校内部治理水平。二是开放治权，塑造开放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开放治理结构，建立包括政府、行业、企业和校友、学生等外部、内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共同治理的体制机制，重点是建立企业参与共同治理的组织架构、议事规则、行为规程和运行制度。在开放治理过程中，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要面向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尤其是要强化教学治理的开放性，面向行业、企业开放，促进产教融合；面向普通教育、职业培训、中职和本科开放，实现协同发展。三是培养具有开放品质的决策者。决策者的品质是决定决策质量的重要因素，这种品质不仅包括决策者的专业化认知、决策能力和价值观，还包括开放、包容、均衡的思维方式、治理能力等。高职院校的决策者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开放性思维和决策能力。
（作者胡永系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
来源：教育与职业2023年第7期、职教之音
原标题：高职院校适应性：内涵、特征与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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